过去一年，我们经常看到“两高”发布环境司法案例。

2022年3月，最高法发布固废污染环境10件典型案例；2022年12月，最高法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2022年1月，最高检发布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2022年11月，最高检指导发布首批湿地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为什么关于生态环境的案例占比逐渐增多？发布这些案例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说“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案例在中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在近日举办的“2021—2022年度‘中国十大环境司法案例’联合发布会”上，多位专家谈到了这些问题。

发挥案例“短平快”作用弥补制度规范不足

“裁判规则尚存不足，案例可以发挥‘短平快’作用。”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刘竹梅表示。

目前，我国现行有效的生态环保类法律有30余部、行政法规100多件、地方性法规1000余件，初步构建起以环境保护 法为统领，涵盖水、气、声、渣等各类污染要素和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各类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保护 法律制度体系。刘竹梅认为，就司法审判而言，当前相关法律法规大多为管理法，指导意见相对较多，裁判规则有待完善。在此背景下，案例发挥了“短平快”作用。

“这些年来，我们先后发布了27批、295件典型案例，并在此基础上推荐并发布指导性案例25件，为各级法院的环境资源审判提供了规则指引。”刘竹梅说。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委员、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指出了相似的问题。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的框架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办案机制不断完善，学术界对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功能、价值、制度构建的理论研究也在同步推进，各方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但是，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实践发展不相适应，关于公益诉讼检察的操作性规范相对欠缺，加快推进公益诉讼制度建设的呼声和需求日益强烈。

“编发公益诉讼检察的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不仅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而且可以弥补制度规范不足的问题，还能为公益诉讼的未来立法提供参考。所以，案例不仅是司法办案的刚需，也是公益诉讼法治实践的生动印迹。”胡卫列表示。

胡卫列还提到，自2017年公益诉讼制度实施以来，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67.4万件，其中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有34.4万件，在公益诉讼案件中占比51％。“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毫无疑问是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数量最多、案件类型最丰富、社会影响力最大，集中体现了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成效、价值功能、工作理念和运行机制，有必要、有条件为公益诉讼检察制度和实践提供样本。”

案例是宣传公正司法和环境保护的活教材

“案例既是公正司法的成果，也是检验公正司法的实践。案例是实现公正司法的临门一脚，是法治实施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宣传公正司法的活教材。”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会长胡云腾如是说。

胡云腾认为，环境司法案例可以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重要意义的认识和重视，不断壮大保护环境阵营的力量，遏制和削弱破坏环境的负能量。由于案例是社会公众喜闻乐见的司法产品，是人民群众学法、懂法、用法的好媒介和鲜活教材，因此，通过典型案例宣传环境法治和环境保护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农工党十七届中央副主席，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吕忠梅认为，“两高”发布的大量典型案例和指导性案例，为审理环境资源案件统一裁判标准和尺度，让人民群众在环境司法案件中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司法案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是社情民 意的风向标，是法治建设的信使。”

这些案例除了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发挥作用，还可以配合国家的环境外交，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据刘竹梅介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中国环境司法专门开辟专栏，目前收纳30件案例。“案例是世界各国都听得懂的语言。”刘竹梅说。

努力探索和挖掘司法案例的无限价值

案件一直在发生，案例便是取之不竭的宝藏。

胡云腾认为，司法案例承载了当事人的诉求和期盼、相关诉讼参与人的真知灼见、司法人员的集体智慧甚至专家学者的观点理论，是法治、法理和法务的富矿。

胡云腾建议从8个方面重视、发现、发掘案例永不枯竭的价值。从服务执法办案的角度，努力发掘案例统一司法、公正司法和严格司法方面的价值；从立法的角度，努力发掘案例在解释法律、应用法律、补充法律、完善法律方面的价值；从当事人的角度，努力发掘案例在惩恶扬善方面的价值；从社会公众的角度，努力发掘案例在宣教方面的价值；从丰富法学理论的角度，努力发掘案例理论创新的价值；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努力发掘案例防范违法犯罪、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价值；从打造法治程序的角度，努力发掘案例塑造法治信仰和树立法治权威方面的价值；从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角度，发挥好案例传播中国法治声音、讲好中国生态环境法治故事的作用。

“丰富的环境案件和法官在个案中对于法律适用的探索创新，不仅是环境法学研究的对象，也是环境法学课题的来源，不断为我们提出新的挑战。”吕忠梅从学术角度阐释案例研究的重要作用。她认为，随着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推进和《民法典》的实施，环境法学研究不能再固守过去的立法思维和规范分析的方法，迫切需要学习解释论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案例学的研究方法已经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而是会不会、做不做得好的问题。”